“上帝的归上帝，凯撒的归凯撒！”

    奉天。

    朱以海面对着刚从北京南来归附的传教士汤若望、南怀仁，以及从澳门回来的毕方济等，说了一句让他们惊讶的话。

    汤若望是德国人，天主教耶酥会传教士，万历四十八年到澳门，后来前往北京，得到徐光启等支持，在崇祯朝为天主教谋取合法地位，历经明清两朝。

    他在崇祯朝协助徐光启完成《崇祯历书》，清军入关后，他把崇祯历书压缩成《西洋新法历书》103卷献给多尔衮，清廷定名时宪历，颁行天下，从此成为清廷每年编写历书的依据，后又被任命为钦天监正。

    他还擅铸大炮，编写《火攻挈要》，传播欧洲火炮知识，还翻译了德国的《矿冶全书》等。

    在华近三十年，汤若望不仅成为钦天监洋监正，还成了顺治皇帝的老师，一跃成天子帝师。

    在他的影响下，天主教在华发展迅速，不仅取得合法地位，而且到此时，信徒已有十五万之多。

    只是他也没想到，入关的满清居然如昙花一现，转眼就败了。

    汤若望和弟子南怀仁没有随鞑子南迁，他们觉得应当留在中原继续传教，大明皇太子朱弘甲奉旨北巡，抵达北京后，他们第一时间前去拜见，还献上历书等，可意外的是皇太子对他们并不是很感兴趣。

    简单的接见了一番后，没留下他们，而是将他们送到了东京。

    到了东京，结果发现许多人反对甚至攻击他们，甚至称他们为邪教。

    有翰林学士王夫之直接上书，称汤若望等心怀叵测，当年与徐光启等编成《崇祯历书》献给烈皇，可后来却又把书改名献给多尔衮，最后定名时宪历时，还在其封面上写依西洋新法，这是要借华夏之历以张大其西洋，而使天下万国晓知中华奉西洋正朔！

    东宫太子冼马董志宁上书参汤若望等潜谋造反，邪说惑众，历法荒谬。

    在这种舆情之下，皇帝召见了汤若望南怀仁师徒，以及老朋友毕方济等在华有名的传教士们。

    一见面，不等他们辩解，朱以海先定了个基调。

    不要把西方那一套强加在中国。

    大明更不可能让教会凌驾于朝廷之上，大明皇帝更是至尊无上的。

    甚至他开头那一句，其实不过是借用西方的一句老话，实际上皇帝怎么可能让上帝的归上帝，凯撒的归凯撒呢，只要在大明的地盘上，一切都得尊奉皇帝、朝廷。

    大明皇帝是天子，耶稣怎么可能是天主是上帝？

    朱以海对他们把god翻译成天主、上帝，都很不满，天主教称耶稣为天主，新教称为上帝，西方来华的传教士，一点点的翻译汉化，直接用上帝这个词，朱以海非常不满。

    朱以海念在毕方济等老朋友的面子上，表示可以允许天主教耶稣会继教，但得按大明的规矩来，首先就是得本土化，就好比基督教聂期脱利派，因为主张基督有两个不同的位格而被斥为异端，后传入唐朝。

    波斯传教士到大唐传教，就走的本土化路，译名景教，开的是中土佛教之花，结的是基督教之果。

    他们的圣经翻译成尊经，甚至还引用大量的儒道佛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来单阐述教义，在其经典中加入大量的忠君和孝道思想内容。

    大明绍天朝对佛、道都全面整顿，自然也不会放过其它的那些什么新月教、天主教什么的。

    朱以海没采取简单的禁止政策，而是对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教派，制订了改革的计划。

    就好比这耶稣会是天主教的，他们传播的教义，朱以海不喜欢，所以他现在提出要把他们也纳入僧道衙门的管辖下。

    从他们的教典开始，朱以海要求在华传教士集中到东京来，做统一登记、考试、授牒，持牒传教。

    然后集中这些传教士和一些朝廷官吏等，集中进行译经工作，就如当年唐僧取经归来，在长安译经一样。

    译经不是简单的汉化，而是要跟景教一样本土化，也和汉传佛教一样。必须本土化，而且必须是不能凌驾于皇帝和朝廷之上，从他们的经典、教义，到教会组织，都必须本土化，还得在朝廷的控制之下。

    什么天主上帝，这些名字就不能用，必须得换其它名字，以后大明的天主教，也不能由罗马教廷控制，得自成一派。

    朱以海建议天主教改名公教之类的，朝廷可以在僧、道外，再设个教纲司，各省也设教录司等，朝廷选派教官负责教会事务管理。

    从他们的圣经开始本土化，不是简单的翻译汉化，而是必须跟景教尊经一样，进行汉化的二次创造，要符合中国的传统思想，尤其是要尊奉君权神授，皇帝是天之子的这一核心思想。

    这个神不是教会的神，是儒家的昊天上帝，是大自然的苍天，其次是社稷神。

    所以天主教的教义要改，得改到这个大体系下，尤其是中国到此时，释道儒三教合一，昊天上帝地位更高，甚至三教共尊。

    现在这天主教也得如此，要尊昊天上帝，尊天子。

    以后天主教传教，要取得朝廷批准，颁给度牒，他们建立教堂，也得取得朝廷批准，甚至他们的产业，也不属于个人，而是各地教会拥有使用权，但所有权归僧道教录司，由朝廷授任的僧道教官负责具体管理。

    甚至也一样得交税。

    朱以海还提出一条，僧道教的僧道传教士，都不许结婚生子，不得有私产，不得吃荤腥。

    天主教有的那一套等级分明、中央集权、逐级管理的教阶体制，也就是所谓圣统制，在基督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后，参照帝国官阶体制而完备，其主体由主教、神父、执事组成，授职须由主教施行，教廷的教宗是最高首领。

    朱以海当然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，难道大明的教会和教职还要罗马教廷授予并干涉管理？

    这不是干涉内政吗？

    管你什么教，到了中国就得本土化，就得接受朝廷的管理，传教士得考试获取度牒，教堂设主教，要由朝廷选派任命，各地教堂都要按省道府县等接受各级机构监督管理。

    罗马教廷根本没资格来指手划脚。

    就算是他们重要的活动弥撒等，也要本土化······

    汤若望、毕方济等听的目瞪口呆，完全无法想象改革后会是何种情况。

    朱以海可不管这些，当朝廷制订了新法后，一经正式颁行，那么教会就得执行，违者轻则驱逐出境，重则以非法传教、邪教等罪名处置，下狱甚至流放、处死等。

    基督教是罗马国教，在欧洲拥有众多信徒，十六世纪，马丁路德等发起浩浩荡荡宗教改革，基督教内部也开始分化，欧洲北部的许多人开始反对罗马天主教。

    宗教斗争本就和政治斗争一样，从不停息。改革后，有一些基督徒想要挽回颓势，于是开始前往未经开垦的东方世界，想扩大自己宗教势力范围，

    耶稣会就是在此期间成立于巴黎，得到教皇保罗三世批准，由罗耀拉担任会长，罗耀拉是西班牙贵族，曾创办了罗马学院和德国学院，有丰富的宗教活动经历，对教义也有独到见解。

    他不赞同罗马教会的一些陈规陋习，反对苦修斋诫等行为，主张教徒们加入到社会中去，从事经济政治各个领域的事务，他也信奉为都督征服世界，主张海外传教。

    利玛窦、汤若望、毕方教等都是耶稣会的传教士，他们来到中国，学习汉语，取中国名字，穿中国服饰，翻译西方书籍，积极参与政治，也很快进入上层，甚至影响皇帝。

    可对于朱以海来说，他们越线了。

    天主教你就得复古，你就得虔诚苦修，就得斋诫。

    其它事务不是他们该关心的，更不能充当基督教征世界的先锋。

    朱以海让他们好好苦修斋诫，有空的时候可以研究教义、翻译西方天文地理等西学，至于其它的，就不要乱参与了。

    他打算在东京建立译经院，集合一些有名的传教士，让他们翻译西方的那些科学著作，以及文学艺术之类的，也让大明士人可以学习借鉴。

    以后中国的教徒，也必须得祭天拜祖、供奉君王。

    教会神职人员也是一样，不仅要入乡随俗祭天拜祖还要效忠皇帝和朝廷，要向朝廷纳税服役，并且不许结婚，还不得吃荤。

    若是能够遵守这些，那自然可以传教。

    另外，皇帝还规定，信奉佛教、天主教、新月教等的信徒，他们需要向朝廷缴纳宗教税，什税一，这是额外的税，也是为信仰买单。

    这笔税，入国库特别库，专用做军费储备。

    信奉自由，但如果信奉儒家以外的宗教，必须得登记，还要缴纳什一税，如果不登记，不纳税，那就是非法组织罪等，要严厉处置。

    “陛下，这是对我们的偏见，这样是不合适的。”

    朱以海对年近六十的汤若望很不屑的笑笑，“你也来中国近三十年了，而且朕看你当初先在大明崇祯朝为官，转身就又献历书给满鞑子，也不是什么忠厚之人。

    跟朕在这里说这些？”

    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宾，莫非王臣。”

    “更何况，这天无二日，国无二君，朕没取缔教会、驱逐你们，也已经是十分客气了。

    你们若是不高兴，可以现在就离开，朕绝不限制，但若要留下传教，就必须得按朕定的规矩，按朝廷的律法来。

    任何教派，都不得凌驾于国家之上，不得凌驾于律法之上，你们也一样。”

    汤若望修的那本历法书，倒是不错，朱以海打算安排人跟他们再精修一下继续使用，他甚至打算继续特聘汤若望南怀仁为钦天监的编外研究人员。

    但是不会再用汤若望做钦天监正，也不会再给他授予官职，更不可能再当什么天子帝师。

    这洋老头，可以到国子监再当个客座教授，开门西方课程，但想参与朝廷政治，没门。

    “你们自己考虑吧，朕给你们三天时间考虑，下个月开始，就要对教会全面清理整顿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