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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 部分
    她突然醒悟了,飞转进屋,趴在翁息元身上,大叫一声:“息元!”便扯裂了嗓子哭轰鸣了。那尖厉的哭嚎,刺痛了窗棂上的纸,籁地响起来;房梁上的尘土,一络一绝地落下来。

    人们终于听到了这一声撕肝裂胆的哭声。

    众人那被压抑的心扉终于敞开了,哗啦地一声全哭倒了。女人哭得呼天抢地,额头磕在硬土地上嘭嘭作响;男人哭得如驴子高叫,呜咽撕扯着呜咽。他们哭,哭旱地上的地萝卜;哭,哭大瓦缸中的s腌菜;他们哭,哭昏黄的油灯挑不亮的生路;哭,薄薄的棉被焐不热的梦境……他们哭翁息元,更是哭自己。

    翁上元站起身,“莫哭吧,先入殓吧。”话一出口,先就哽咽了,一控再控终于控制不止,又哇哇地哭倒了。

    苍苍高天,浮云掠过,移到屋顶站住了:身下,是一群哭泣的蚂蚁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开始入殡,谢亭云趴在棺身子上不让盖棺;她的头死命地朝棺盖上撞;撞出一个r疙瘩再叠上一个r疙瘩。起初还能撞出清脆的声响,后来那撞音变得很钝了,如铁锤砸在死r之上。她的额头肿胀得如又新生了一个脑袋,r被撞熟了。

    抬棺的人开始往墓地走。按老例,死者的未亡人不能随棺到墓地去;但人们已拦不住绝死的谢亭云,她必须随她的息元到墓地去。她已哭得失了嗓,双眼翻出了眼白;两个婆娘架着她,口涎一路滴零,绵软的腿,在土地上,划出长长的一道印痕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一股寒风吹过,卷起一道浮尘。

    谢亭云用衣袖拭去青石墓碑上的土,问翁送元:

    “支书,我贫农的丈夫也死了,您说,我算个啥?”

    翁送元一怔,他没听出谢亭云话里的含意,“算啥,这是命。”

    “我不是说我的苦命,我是说咱当过地主婆,这次该算什么婆?”

    翁送元明白了,“你什么婆也不是,是咱的弟媳妇,是咱的大妹子。”说罢,他哽咽起来。翁送元真动情了。

    翁家的男人在她翁家的男人死了之后,终于承认了她,她感到了一股刺心的悲凄。她跪在翁息元的坟前,清泪涟涟涌如潮——

    “息元,我又成了寡妇了。”

    七

    一切都已过去,后岭很快恢复了平静。

    翁送元有些心灰意冷。在后岭,他无所作为;在这个偏僻的穷地方,他也无法有所作为。这既是他的性格决定的,也是他的命运决定的。命运给了他这种时势,这种机遇,而不是另一种时势,另一种机遇,他无从选择。走火的枪,可以使他成为功臣;走火的运动,却不能使他成为有用的人。他感到了悲哀。

    他不再召集开会,任村里人去干一些自己想干的营生。翁上元去组织他的生产,也无非是传统的牛耕人种;他不会种出个花样来,也没多大意思。多产点粮食,少挨点饿,也就是个肚子的问题,也真没多大意思。翁送元越想越烦躁,对自己失去了信心。他每天沉浸在酒里,每天喝几两劣质的白薯干酒;凌文静再能耐,就凭她一个小女人,也解决不了他经常喝好酒的问题。还有抽烟,他抽不起好烟,也不愿意抽烟卷。他在村里找了一块地,给自己找了个营生,便是种烟。起初他种烟是为了供自己抽,他不愿抽乡亲送的烟叶,抽人家的烟叶也是欠人家的情,便自己种。第一季的烟叶没种好,上了虫子,味道发苦,不好拍。他心里不舒坦,跟自己较劲,就盯着第二季的烟。为了种好烟,他便去找种烟种得好的人聊天,套出人家种烟的方法;他就悄悄地使用,并且自己留心长势,捉摸规律,竟种出了村里最好的烟。他种出来的烟叶大、耐抽,还产量高,很惹抽烟人羡慕。他不仅给自己种烟抽,还把种烟的法码教给别人;不长的时间村里的抽烟人就都学会了用他的方法种烟。通过种烟,他改善了与乡亲们的关系;人们开始觉得他还有几分亲切。这一点,他真是没想到。他一高兴,还把种烟的法码推广到外村去,居然也大受赞美。以至于前后邻村,一提起后岭,都知道那儿有一个很会种烟的支部书记。

    生活真会跟他开玩笑。

    但他不能总是种烟,闲下来的功夫,便感到很无聊。下棋太臭,玩牌耗人,他又碍着支书的身份,不能串闪门子,便多是窝在家里。窝在家里,除了胡思乱想,便只有面对一个活物,便是他的瘦老婆凌文静。凌文静比他安静些,好像女人在哪儿坐久了,p股底下都扎根,她已经习惯了这种沉闷的生活。她居然不会怨天尤人,更居然也开始学习村里的编织;但她总是织不好。刘淑芳教她两针,她感觉学会了,但自己织起来,就又都忘了。看来,老天没有给她这个脑袋。所以,她编织,就是织着玩玩,从没织成形过。所以,守着个动织针的老婆,他穿的却是侄媳妇刘淑芳织的毛衣。在吃食上,凌文静最初吃不惯山里的腌菜,那种酸湫的味道,她认为城里的猪都不吃。但她感于周围人大口大口吞食酸菜的凌厉之风,便也小口小口地品一品,品得久了,竟也品出了一点意思:她认为,在吃别的蔬菜的同时,也吃一点腌菜,对肠胃蠕动很有好处,便把吃腌菜做为调济。所以,后来她也吃腌菜了,但是为了调济。把腌菜当饭吃的人与把腌菜当调济的人心理上总是有距离,所以,她与村里的婆娘从情感上怎么也不能融合。她也感到寂寞。

    她老了,脸上的皱褶多了起来;y冷的脸色,亦分不清是y郁,还是冷淡。

    但她的性欲没减。

    翁送元对身边女人的这种强烈的嗜好,也感到理解;她在村里的快乐,也只有这一端。他同从前一样,也依然是对身体满足着,对人厌恶之,他走不出他生活的怪圈。其实,他并不十分清楚,也正是凌文静的性欲填补了他生活的空虚,使他感到了生命的存在。在频繁的性事中,使他们都感到困惑的是,不管怎样,他们居然没有个孩子。以前在城里的时候,这种困惑尚不深切,城里生活,均浮躁于个人激情的奔张,对儿女后事也不刻意追求。到了乡下,愈是贫穷的家庭,愈是寄情于儿女,好像生命的延续是他们实现自我的惟一之途。这种生命氛围,对无儿无女却也张狂的翁送元与凌文静,不啻是一种压力:你们在当下的生活中唱主角,在未来生活的舞台上,却不会有登场的资格;我们现实的委屈,可能成为后世伸张的条件,虽然卑微,却已优越;那对未来生活的深情期待,足以凌做你们在现实中的浮华与自恃。乡下女人要个孩子可真容易啊,容易得像厨屎一样;一个接一个的厨出来,母亲虽焦黄疲惫,但看着拖鼻涕的孩崽灵动如鼠,却也绽出甜蜜的笑容。翁送元曾拍着凌文静的瘦p股说,你这块(尸求)地,薄得很,刚能埋得下种子,发什么芽?凌文静说,比我薄的地多了,不长玉米,还可以长地萝卜;那地萝卜又大又脆,足以塞满你的嘴,关键是你的种子不成。你的那块土,只冒狼烟,没一点水份,塞多少种子也白费,都得干死了。翁送元挖苦说。女人便哭了。我跟你可有什么好?除了受你那倔骡子的脾气,就看你在人前出丑;干什么都没算计,任意使性,一事无成。我们做女人的,哪一个不想沾爷们儿的仙气?爷们儿有仙气儿,娘儿们就灵光。不仅让人高看,自己的心气儿也好,心气儿好就喜兴,就招人待见。都说我凌文静脾气怪、脸子y,那是阳光不足,照不到心坎儿上。你大字不识几个,道理懂得少少,你多咱懂过人家的心?你除了家伙大点还有什么长项,都说(尸从)人大j巴,我凌文静算服了。总是说人家浪劲儿大,除了这点乐子,还图你啥?女人言之凿凿。文静,瞧你都说了些啥?那人能凑到一块,就是缘份:好怎么着,赖怎么着,既然摊上了就得认着。翁息元要翁上元陪着去相对象,这刘淑芳就看上了翁上元,你能说翁上元就比翁息元好?都是个对付劲儿。这对付劲儿就是缘份,争都争不来。你说谢亭云这个人就不好?未必。从一个女人的那一头看,她要哪儿有哪儿,人也坚强,经得住事,应该有个好命吧?却嫁了个地主。那地主婆当出头了,捡了一个好主儿翁息元;好日子没过几天,好男人也死的了,你说她背兴不背兴?背兴。但她还是没办法,哭天天不应,哭地地不语,她还得认着。人死不了就得活着,横竖都得活着。古人说,好死不如赖活着,就是劝人想开点,较什么劲。翁送元喋喋不休地说。不是叫劲,是想活得落忍。什么叫落忍?就是甘心情愿。你瞧瞧你的乡亲,粮食没几粒,酒水没几滴,但吃着酸菜都傻傻地乐,他们心里想得少,没那么多苦恼,这也叫活得落忍。你就说咱俩吧,放着好好的工厂不呆,偏偏跑到乡下,虽然吃穿都比他们强,但心里从来没有踏实过;咱不想来这个窝囊的地方,不是被挤兑的么?就只有来。来了就不甘心,想折腾折腾。这运动正好叫咱们折腾,一折腾心里就痛快。甭管别人好受不好受,咱们先好受了算。但这老山背后的人不经折腾,他们不会还手,折腾着就没多大劲了。在工厂里折腾的那会儿,才叫来劲儿。那儿的人见多识广,鬼点子多,能力也强,你要想折腾出彩来,真得下点心思。这一动心思就有味道,取得一点胜利就觉得其乐无穷,越折腾越想折腾,咱这政工干部就当得比什么都滋润。那时候过得才叫落忍。凌文静兴奋地回味着。翁送元说,你这个落忍可不咋地,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,要是遇到好汉出世,非得把你宰了不可。留着你是个祸患,你是自己活着就不让人家活。翁送元,你甭他娘地说漂亮话,你是什么好鸟儿?你一不痛快就拿锅炉生气,烧得忽冷忽热的;你这也叫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。不当贼哪知贼的快乐,不跟人斗,哪知斗人的快乐;人生一世就得寻求快乐,充圣人、当君子,整天端着架子,劲劲儿的,能有什么快乐,所以鲁迅说人生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。你看鲁迅骂了多少人,他越骂越痛快,把自己骂成了一个伟大的革命家、思想家和文学家。翁送元乐了,r!凌文静你真他娘的能白话,s搅一片理。要不你损话能说得出口,斗人能下得去手,你把不是当理说,每干损事都落忍。你的心都让狗掏吃了,你只剩下一个不老实的身子,所以你浪,没心管着你,闲得陌惶,浪得只想干那事。翁送元,你千万别这么说,干那事也是一种革命,一种斗争;你是以自己的心灵跟自己的身子斗,把身子斗争得越狠,也就是折腾得越狠,你的心灵就越痛快。这叫心灵解放,这叫活得落忍。翁送元大笑不止。啊呀呀,凌文静啊凌文静,你真是一块活宝,难得的活宝,咱个大老粗能摊上你这么一块活宝,也应该落忍了是不?那咱就现身说法,让咱的心灵跟咱这身子斗争一次。斗争一次就斗争一次。凌文静也说。

    凌文静的说法让翁送元大开了眼界,那鄙俗的活计居然还有这么堂皇的依据,便也怀了一点庄重认真地干。果然味道不俗。便说,咱们再斗争一次。凌文静说,你肝不好,注意点身体。你不是说对身子斗争得越狠,这心灵就越痛快么?没有关系,再斗争一次。就又斗争了一次。

    循着凌文静的理论,翁送元戏滤地说,凌文静,你和我之间也是一种斗争关系,你是在与我的斗争中,得到你的快乐。凌文静一笑,也可以说是吧。所以说,你是为我的身体而来,将来还是为我的身体而去,我要对得起你,咱就再斗争一次。凌文静很庄肃起来,摆一摆手,得得,斗争是分阶段的,这阶段的斗争已达到目的,宣告结束。

    空虚寂寞的翁送元给他以后的日子找到了立足点,就是他永不魇足的r欲生活。

    这样的生活他过了两年,大限便来临了。

    那日,他喝多了酒。中午喝多了酒,便睡下了;待半夜醒来,便再也睡不着了。他的肝隐隐作痛,搅得他心烦意乱。他用身子碰了碰在睡梦中的凌文静。凌文静一翻身,“干什么?”

    “老头配老婆,早晚那点儿活儿,你说能干啥?”翁送元说的还是他的俚俗哲学。

    凌文静又把身子翻过去了,“没心情。”

    “咱有心情。”翁送元低声下气地说:“咱娘的睡不着,请凌文静同志同情同情。”

    凌文静躺平了身子,“要弄,你自己弄。”不耐烦地说。

    “自己弄,自己弄,不劳大驾,不劳大驾。”翁送元涎笑着说。

    翁送元便在瘦腿间动作,来来往往斗争不止。

    突然,男人的身子一顿,凝固在一个姿式上不动了。

    “快动啊,动啊!”女人催促着。

    依然是不动。“不动就算了。”女人推了他一把。

    男人顺势仰翻在炕上,无声无息。

    女人叫了几声,不应,便感到蹊跷,把油灯点了。

    移近一看,她吓坏了,“送元!”她尖叫了一声。

    只见翁送元牙关紧咬,眼珠外翻;灵魂像出壳了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连夜送公社卫生院,说是肝昏迷;过了不久,出现了肝腹水;两个月后,死了。

    尸体运回后岭,挨着翁息元埋了。

    凌文静久久地站在翁送元的墓前,没有眼泪;但脸色愈加y冷,甚至可以说是冷峻。

    还有些刚毅的色彩。她心里想:宿命地说,翁送元应该死在这里,还能全合身子葬在祖坟上,与他的弟弟翁息元在一起。不然,人在外,客死异地,做为党员的他还得火化;所以,他虽说不是荣归故里,但可以说是魂归故里。他是幸福的。而自己呢?

    她的心迷茫了,眼泪便下来了,浊浊的,流得很慢。

    刘淑芳和翁七妹过来搀扶她,让她回家去。节哀。

    到了家里,看到黑dd的屋子,她泪水汹涌,但她不哭嚎。刘淑芳们去嚎阳得不可遏制,她们不忍见她们的婶母如此悲抑。死亡能软化人们的心。

    凌文静整天在屋里坐着,一动不动。翁家人轮流给她做饭,给她端过来。新做的饭端过来,原来的饭菜一点不曾动过;来人便含泪端回去。到了七天后农村所谓的“圆坟”之日,她又到翁送元的坟上去了一趟,静静地站了很久。

    第八天早晨起来,刘淑芳去给她送饭,见到房门挂着锁,钥匙放在窗台上;打开门一看,屋子收拾得异常干净整齐。桌上留了一个纸条,纸条上写着:我走了。

    凌文静就这么悄悄地走了,没有告别,也不需送别,以她自己的方式。

    一个不属于后岭的女人走了,给后岭人留下了复杂的回忆。

    一年后,上边要求各大厂矿定点支农。机械厂考虑到翁送元的因素,把后岭定成支农点,为后岭扯上了电。翁送元生前动过这个念头,但没能实现;在九泉之下,不知道,他是哭,还是笑。

    第八章

    一

    已到了上学年龄的翁大元,依然是个野孩子,在村街上跑。早晨的风刮得烈,吼吼地,如逃犬急吠;他的破麂皮帽子被风刮跑了,便去追。一追就追到村口,碰到他的爹翁上元正赶着大车朝外走。翁上元一边抹着风刺出的稀泪,一边懒懒地甩着鞭子。

    “爹,你干啥去哩?”

    翁上元一回头,“去公社接人。”看到翁大元的帽子拿在手里,他吼着:“还不赶紧戴上,把你的耳朵冻掉了。大清早的,你跑出来干啥,快回去!”

    翁大元没有动,问:“爹,到公社接啥人?”

    “接城里下放的一个什么右派,姓南。”翁上元回答说。

    “啥是右派?”

    “说(尸求)的你也不懂,快娘的回去,冻掉了耳朵,小心揍你!”说着,竟把鞭子伸过来,鞭梢在翁大元的耳根子上划了一下。翁大元吓得跑远了。

    掌灯时分,翁上元才回来。进屋便蹴在火炉边,把那冰坨般的手,直直地朝火上烧。咝咝地冒出青烟,缕缕焦臭便随着那青烟直直地灌进鼻子里。然而他竟很惬意,舒坦得直笑。

    “姓南的右派呢?”翁大元问。

    “自己卸行李呢。”

    翁大元跑到那大车边上,见那架车的牲口也拴进棚里了,呼噜呼噜地直咳嗽。那车被顶车杠顶着。一个穿黑色中式棉袄的汉子正弓身扛车上的一只大背包。那背包绑得滚圆,白白地结着一层霜。那人吃力地扛上肩,猛地挺身,以期扛稳了迈步。但却啪地掉下一个东西,他便紧张地低下头,那包便哧地滑下来,落到了地上。他把掉在地上的东西捡起来,是一副眼镜。他朝眼镜上哈口气,用袄袖擦了擦,就又戴到眼上。他再要搬那只包,竟搬不动了。努力半天,依然不动;他颓然地咧一咧嘴,手拼命地往袖里抄。他被冻坏了。

    翁上元出来了,一把就拎起了掉到地上的背包,另一只手拍拍那人身上的霜粉,“南先生,走吧。”

    这便是姓南的右派。

    南先生吃惊地看了翁上元一眼,紧接着便连连哈腰,“多谢,多谢。”那个样子很是滑稽。

    随翁上元走了几步,他突然低低地叫了一声,车转身子往回走。原来车上还有一个大网兜,网兜里有两只崭新的铝盆和一只雪白雪白的瓷盆。他吃力地拎着,走得趔趔趄趄,将要迈坎时,一下子蹬脱了,身子前后左右摇晃,在一番挣扎之后,竟砰地摔倒了。那网兜甩得远远,盆们亦顺势脱了那网线的羁束,在坎坡上潇洒地翻滚,且叮当奏清响;那暮色中的山环里,便有一群雀子喳地飞起来。

    翁大元感到极好笑,放开嗓子乐。这就是城里人,这就是南先生。

    南先生被领进翁送元曾住过的屋子;那屋子凌文静走后就没人住,怕勾起一些伤心的东西。那屋子的桌柜上都趴满了土,南先生不知怎么办才好,便用嘴吹。一下吹不动,便吹两下;力气用得不小,尘土纹丝不动。尘土积得太厚了。翁大元抽出罐子里c的掸子,从柜子的一头掸起,那土规规矩矩地跟着样子走。“应该这样,这样。”翁大元一边掸着,一边对南先生说。南先生还是连连哈腰,“多谢,多谢!”把东西放妥贴了,翁上元对翁大元说:

    “大元,你去找柴禾帮南先生生火,咱太累了,先去歇了。”然后朝南先生一点头,“要什么就跟大元说,他是我儿子。”南先生朝外送他,一边送一边连连哈腰,“走好,走好。”

    大元就给南先生生火。南先生想帮他,他手一摆,“你歇着吧,咱会笼1。”

    1笼:京西土语,即生火。

    翁大元很快就把火笼着了,煤在灶里噼叭响起来。“着了,你可以在人口上烤烤手了。”翁大元的脸上鼻子上都抹黑了。南先生掏出一块白手绢来要给他擦,他手一搪,袄袖子往脸上一蹭,小脸儿便又白了。南先生又哈腰说到:“多谢,多谢。”

    翁大元白了南先生两眼,问:“你叫什么?”

    南先生连忙站起来,“敝姓南,东西南北的南,叫南明阳。”

    翁大元摇摇头,“不认识。”

    南先生便摊开掌心,在上面划了一个“南”字。

    翁大元依然摇摇头,“不认识。”

    “您叫什么?”南先生问。

    “甭您,小孩子叫你,咱叫翁大元。”翁大元世故地说。

    “三个字怎么写?”南先生问。

    “不会,谁娘的知道咋么写。”

    “没上学吗?”

    “没上。

    “为什么没上?”

    “嫌道儿远。”

    “在哪儿上学。”

    “公社那块,好几十里。”

    南先生噢了一声。

    炉火上来了。翁大元给南先生烧了一壶水。

    “您去睡吧。我自己来。”南先生说。

    “甭您,你。”小孩子很认真地说。

    “噢,你回去吧,我能行。”

    “等水开了,咱替你把火封上。”

    两人面对面地坐着,都不知再说什么好。就等着那壶开。

    壶开了,翁大元利索地给南先生灌到暖壶里,剩下一点儿倒在门边的一个铁盆中,“这,留着你晚上洗脚。”

    翁大元把火封好了,对南先生说:

    “你看到门上开着的那半扇窗户么?那是通气用的,可别关上;夜里冷点不要紧,别中了煤气。”

    “多谢关照,多谢。”南先生很感动。

    翁大元想说点什么,又咽下了。左右上下看了一下屋子,说:“你歇吧,咱走了。”便迈着老成的步子走远了。

    二

    第二天,翁上元便召集全村人的会议。翁送元去世以后,翁上元被任命为继任支部书记。会议就在那个大会场上召开;来的人不太多,村人已厌倦开会。

    翁上元把话筒压了压,“现在开会。”那声音传出去,嗡声嗡气的;在会场上绕了三圈,方才落地。这话筒子的确可以造势,小声嘘出,却大声震起。难怪翁送元买了它,可惜那时没扯上电。话筒里的声音一响起,说闲话的人就平静了,这东西居然能压得住阵势。

    “大伙儿注意了,咱村里新来了一位城里人,是城里的教授——南先生。”南先生从台上的一角站起来,一边笑着一边哈了好几个腰。大家觉得可笑,便哗地笑成了一片。

    翁上元说:“莫笑。我问了,教授么,就是老师的老师,先生的先生。从现在起,南先生便是咱村的社员,大家都认识一下,以后多照应点儿。”

    南先生便又站了起来,双手合揖,又连连地哈了几个腰,“敝姓南,东西南北的南。本人犯了错误,请父老乡亲多多批判,一定好好改造,好好改造。”

    倏地,大家都不笑了。场子里静极了,一束束鼻息便突然显得滞重。

    翁上元打破了这种沉静,“南先生是写书的,写书犯了错误,上边告诉咱他是右派,在咱村里劳动改造。上边还说,要注意利用这个典型,经常开一些批判会。今天就召开第一次批判会。”他看了一眼南先生,“不过,咱得强调两点,这一哩,对南先生不许打,他是个白面书生,不经打;这二哩,干农话儿的时候,大家不许捉弄他,要实打实地教给他,上边还要检查改造成果,咱不能交不了差。”

    “啥叫右派,他写的啥么书?”有人问。南先生站起来,诚惶诚恐地要接受质问。

    翁上元摆了摆手,“这些说了你也不懂,甭说了,咱图个耳不听,心不烦。”

    “也是。”

    这批判会便冷了场。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这叫啥批判会呢?既不知道人家犯的什么错,又不许打;翁送元活着可不会是这样。也说不准,他后来除了种种烟,不什么也不管了么?这人那,到哪儿说哪儿,过一会儿是一会儿。就是就是。

    整个场子出奇地静寂。被批斗人南先生感到极不自在,寒冷的冬日里竟也流了满脸的汗。他的腰部隐隐地疼了一下,那是在大学里被小将们打的;小将们打他之前,从来不跟他商量;刚才还静如处子,一会儿就凶如恶煞。他不知道人家什么时候变脸,所以总是战战兢兢。他不知道山里的爷儿们怎么变脸,便内心忐忑。

    沉静了好一会儿,翁上元咳了一下,“大家伙儿没啥说的了是不?那咱喊几声口号吧。”

    “打倒右派分子南明阳!”他平平地喊了一声。

    大家这才知道南先生叫南明阳,便也跟着喊,“打倒右派分子南明阳。”翁上元再喊了一遍,群众也跟着喊一遍。三遍口号过后,翁上元说,散会。群众就都走光了。

    剩下个南先生怔怔地站在那儿,一动不动。

    翁上元走过来,拍了拍他的肩膀,“南先生,走哩。”

    南先生一惊,“完事了?”他怯怯地问。

    “完事了。”

    居然就完事了,他百思不得其解,摇了摇头。

    回到住处,翁大元过来了,“我爹叫咱给你扛了几件家伙儿。”他朝墙根指了指。哪儿整齐地摆了几件农具。

    “我爹叫我告诉你,家伙怎么使,到时有人教你;干活儿时悠着点,你刚来乍到,还不习惯。”翁大元说。

    “对了,你抽烟不?”翁大元问。

    “不抽。”

    “我爹叫咱给你拿来一个烟笸箩,还一杆烟袋,就撂在你的柜上,不抽就不抽,就放在你这儿吧。”

    南先生看到了那杆烟袋,杆子还是铜的,烟锅头是新的,锃明瓦亮。他摩挲着,居然哭了。

    “哭啥,就一把破烟袋,没几个钱。”翁大元认真地说。

    南先生止住了哭,把眼泪抹去,很难为情地笑笑,“你们山里人真好。”

    “人倒不赖,就是穷。”翁大元说。

    听到一个孩子很世故的说法,南先生感到翁大元早熟,便逗弄他,“怎么个穷法?”

    “大老爷们儿连条裤衩都不穿,连我爹都不穿,脱了裤子就露j巴蛋儿。”

    南先生听了,不禁破颜,赶紧用手把嘴捂上。

    “你咋那么乐?跟个酸娘儿们似的。”小孩子严肃地说。

    南先生止住了笑,“大元,回头我教你识俩字。”

    “识俩字就识俩字。”翁大元点点头。

    这时从房梁上掉下来一只小蛇,在柜板上蠕动着;南先生失声尖叫。翁大元从容地走过去,用两个指头轻轻一捏,那蛇便伸直了身子,驯顺地呆着,一动不动。他把小蛇捏起来,放到门外,说一声“走”,那蛇便很听话地爬远了。

    南先生大为骇异。眼睛盯着翁大元,送去质询的目光。

    翁大元一晃头,“咳,这不稀罕。从小,蚂蚁、蚂蚱、螳螂、蜥蜴,我都捏过,只要咱一伸手,它们就都老实了。”

    “那你就不害怕?”

    “不害怕。倒是它们有点怕我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?”

    “咱也不知道哩。”

    一切都显得那么神秘。

    第二天的活计是起猪圈。起猪圈是农村冬季里的一个主要活计:把猪圈里的冻粪起出来,放到猪圈外的场子里,再由人用背篓背到堰田上去,当底肥。山里人都会起猪圈,把冻层招开一条缝,镐刃伸到底层去,一用力,便把一大块冻粪撬下来;然后再用镐背把冻粪敲碎,粗细均匀的猪粪便起出来了。由于都懂得窍门,村里人起粪,又轻松,量又大。南先生不懂得起法,挥起镐子直直地朝冻层招去,一招招出一个小白点;便更用力气,镐子反而弹回来,弄得人站立不稳。看着趔趄不稳的南先生,人们都乐,这一乐,他更显尴尬,脸色就愈苍白。他拼命地与冻粪较劲,粪没起出多少,虎口已裂出血来。翁七妹心中生出一股怜情,走过来教他方法。南先生虽是个知识分子,对起粪的窍门却理解得异常慢,久久掌握不住要领,翁七妹很有耐心,一遍一遍地教他,不厌其烦。南先生很感动,觉得这农村姑娘很妩媚,是灰色的山村景色中的一抹亮色,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印象。南先生终于会起粪了,他感到他已开始进入乡村生活,悬空的心有了落地之感,情绪稳定下来。

    他的乐观情绪来得过早,在一些生活琐事上,他吃了大苦头。

    初来的几天,翁上元给他安排了派饭,到社员家里用餐。淳朴的乡亲努力给他做些好吃食,他吃得也愉然。后来队里给了他一些玉米和谷物,叫他自己起伙,他便进了身心无措之境。

    玉米可怎么吃呢?可以熬粥。他的粥熬得或稀或稠,并且总是熬糊了,粥里有呛人的糊味。熬糊了的粥不能倒掉,因为他是个被改造分子。便小口小口地啜那糊粥。啜了小半碗之后,便再也吸不下去,因为腔嗓里都像蠕满了虫子,烧撩得难耐。他没有吃饱,便一声不吭地爬到土炕上。半夜饥肠挛动,辘辘如歌,蒙面而泣。玉米还可以蒸窝头,打糊饼(又称“贴饼子”)。他蒸的窝头,总是不抱团,笼屉里蒸出的,是一小撮一小撮的粘稠物。他打的贴饼子,总是从锅体上出溜到锅底的沸水之中,把饼煮成粥。他便用碗盛着这非干非稀、非饼非粥的吃食,背着人们的目光,偷偷下咽。他吃得稀里糊涂。

    这是玉米面的制作。更让他尴尬的是那满口袋的整玉米。这整玉米,粒粒金黄,美丽如诗。但不能整个吞下去品味,须辗成玉米粉。怎么辗呢?须上碾。山里的辗便是老皂荚树下的石碾子。妇人们转于辗道上,缓行如吟,飞动如蹈,倒也是一幅隽永的风情画;但一个男子要是手执辗g,耐着性子,走出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步子,辗出一点糊口的玉米粉,却多少有些滑稽。所以,山里的汉子也不上辗子。但南先生得上。他没有可驭使的妇人,他只能驭使自己。他笨拙地推动着沉重的石碾,不时推一推滑下来的镜框。石碾硌噔硌噔地响着,单调而滞重,他一点儿也没有听出诗的味道。碾盘里的玉米,总是往碾盘外边跑,一边是整粒,一边是面屑,碾了半日,居然没碾出可以入口的面质,让他百思不得其解。还是翁七妹笑格盈盈地向他走来,手里拿着一把笤帚。她用笤帚给他清理碾盘,把碾轴里的玉米扫出来,把碾盘外的玉米扫进去。你瞧没,把玉米都赶到碾盘心儿里去,碾坨子咬着心儿碾,那米粒子就成面了。翁七妹耐心地示范着。南先生很是感动,翁七妹在前边给他扫碾盘,他推着碾坨子紧紧地跟着。他感到这农村姑娘扭动着的身姿真美,脚步儿也轻盈;他咬着这个美丽的身影儿走,才开始品出诗味来。

    “以后你的粮食,就交给咱碾吧,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在辗道里转圈圈,也不是个事儿;好像山里人欺负你。”翁七妹说。

    “不敢,不敢,我是一个被改造的人,不敢贪图安逸。”南先生诚惶诚恐地说。

    “咳,改造归改造,推碾子归推碾子;地富反坏的男人都不推碾子,你推什么推!”

    “不敢奢望,不敢奢望。”南先生坚持说。

    “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犯酸哩?你乐意碾就碾吧,咱不管了!”翁七妹把手里的笤帚扔给南先生,扭扭地走了。

    南先生一怔:这妩媚的农村姑娘,还是蛮有脾气的。

    南先生就照着翁七妹教给的样子,碾了下去。碾了很久,依然碾不精细;他已失了耐性,草草地收场了。

    他吃了他无谓的戒心的苦。

    他碾出来的玉米面由于没有碾到火候,油性少,皮子多;熬出来的粥口感极疲,啜的时候,直剐嗓子眼儿,便加了小心啜。流质的粥居然也要小心地喝,他尝到了生活的个中滋味。

    晚上,他打开了一个小布包,布包裹包着一个笔记本,他在那上边写了几句。之后,从笔记本的塑料套封里拿出一张照片来。他仔细端详着,竟潸然泪下。

    那张照片上,是一个美丽的女人。这个女人曾是他的妻子,也曾恩爱,但为了个人前程,与他划清界线,离异了。女人虽弃他而去,但他并不恨她,心中对她的情感依依不能割断,他感到无奈,感到迷们,深深地忧伤着,追寻已逝的时光。

    他看着女人的照片,眼镜上起了一层雾;他摘下来,草草地擦了两把,就又戴上,更专注地凝视那帧追忆,叹息不止。

    门外响起一阵风声。

    他一震,赶紧把照片收起来。抹了一把脸上的泪。

    他的手碰到了柜上的烟笸箩;他若有所思地看了看那铜杆的烟袋,随手拿了起来。他装上了一袋烟,划着了火柴,居然拍了一口。这一口烟,使他大咳,咳得浑身耸动。他放下烟袋专心咳起来,像要咳出一些什么,咳喘平息了,他竟又执起烟袋,狠劲儿地抽了一口,徐徐地吐出烟雾,好像抽得很在行了。

    三

    翁上元进了小院,叫了一声:“南先生。”

    南先生的烟袋僵在了他的手上。进了门的翁上元看到了这一切,不禁笑了。

    “翁支书,啊,啊,请坐。不过是抽着玩玩。”

    “能抽就抽两口,这样,就更像咱山里人了。”翁上元说。

    南先生索性也笑一笑,“最初抽着有些苦,抽两口就感觉不到了。”

    “再抽,你可能会上瘾哩。什么都是从不习惯到习惯,待烟叶拍完了,咱那里还有。”

    “多谢,多谢。”

    “今儿个我来,是跟你商量点事。”翁上元说。

    “请您别客气,愿听吩咐,愿听吩咐。”南先生忙说。

    “以前咱二叔喜欢搞个运动,把咱后岭搞成了典型;这不,上边不断有指示下来,叫咱村要注意巩固这运动成果,还说你南先生就是斗争重点,要充分利用一下,我很是犯愁。”翁上元说。

    “我愿意接受批判,好好改造。”南先生说。

    “这咱知道,以后上边来人检查,就批判你一下,装装样子,也就请南先生受点委屈。人走了,该干啥就还干啥。只是这平常的运动,咱还得应承。今儿个来就是跟你商量这事。”

    “我能干什么?”

    “你南先生能干的,咱村里人还真干不了。这村村户户都安了广播喇叭,也就给咱带来方便;咱思忖着叫你接常不短地写一些广播词儿,以咱后岭支部的名义报到公社去,这小喇叭一广播,就显得咱后岭对运动的重视。它喇叭广播它的,咱该搞生产就搞生产,叫运动生产两不误。”

    南先生眼睛一亮,但倏地又黯淡了。“我可是个改造对象,那运动的词儿叫我写,恐怕有些不妥,传出去了,对您不好,我担当不起。”

    “这你就放心,你右派不右派的,咱不管,咱就知道你是个读书的人,知识分子。读书人,历来被村里人敬重,认为高不可攀,‘秀才一进门,财源滚滚来’这是老辈人的歌诀,乡下人就吃没文化的苦。咱把你当有用的人看,你也就别托辞,该写就写哩。咱后岭人长舌头的少,也不会瞎传话,再说,这事就你知我知,顶多几个靠得住的人知道,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”

    “那,我就写。”南先生对翁上元生出一丝敬意,“翁支书,我下放到后岭,遇到您这么一位知情达理的支书,算我姓南的幸运,以后有什么事您就吩咐,我努力做好。”

    “这就好。咱眼前就需要你写一篇,明天我到公社去开会,顺便就交上去,晚上你加个夜子1赶出来,行不?”

    1加夜子:京西土语,系熬夜、加夜班之意。

    “行,行!我现在就写。”南先生急切地说。

    “不忙,误不了明儿个带走就成;噢,对了,你写得要大家都能听得懂,像那个戏词最好。”说着,从怀里老棉袄的衣襟下,掏出来一本发黄的册子,“这是个老戏本子,你看看,琢磨琢磨。”

    翁上元走了,南先生展开那戏本子,便是翁上元与翁七妹唱过的那出《哭眉阝子》。南先生对印刷本有出奇的兴趣,竟一下子读下去。那戏词凝炼、悲切,不仅琅琅上口,而且情节跌宕,情绪波动,竟深深地吸引了他。流动在字里行间的五味情感,弄得南先生心潮回荡,泪水横流。他把古戏当成他的现实命运来读了,个中味道,无不关我。正读得情意绵切之时,公j唱出了头遗曲。南先生一惊,那交写的段子尚没有写,便赶紧放下册子,铺开两张纸。

    以戏词的方式显然不甚合适。那戏词婉丽悲切,句式绵长且跌宕,且多是哼咳腔;唱起来却别扭,那句点和切口不易被把握。若以此而写之,倒可以写得意蕴深长,但非专业人员或文化层次不高的人,难以品味;反之,会被外人读出酸腐和隔膜。面对广大的基层人民群众,你写出如此奇章崛句,实为一种抵抗和蔑视,凭添被批判的口实,且为善良的翁支书惹来麻烦。他略作沉吟,以民歌体入手。时间不长,已写成好几段子。回头复览,词韵上口,词义通明,堪可用。心里便踏实了,复展黄古戏文,沉湎之;又涕泅交迸一番,天已大亮;两只近视眼红肿如桃,让人心惊。

    翁上元如期而至,且带着睡眼惺松的翁大元。

    看到南先生红肿的双眼,翁上元吓了一跳,“南先生辛苦,南先生辛苦。”透出满心感激。接过南先生的词句,翁上元更是欢喜,“哎咱的娘,写得真不少,够广播站那狗日的妞子念半天!”他之兴奋,是因为南先生写得长,没有潦草应付他。

    “大元,你照南先生写的那个样子抄一遍。”他对翁大元说。

    “他不是不识字么?”南先生诧异地问。

    “不识字他也能干。上次公社给他二爷爷(翁送元)写的啥子悼、悼词,他就抄了一份留底儿了。”翁上元说。

    翁大元从南先生手里接过纸笔,认真地抄了起来。一会儿的功夫竟然抄完了。南先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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